在郑州江山路三全路附近，老鸦陈村民小陈的奶奶近日刚从这栋老年人过渡房中搬走河南商报记者王访贤/摄
河南商报首席记者张恒
赵东方给故友孙坤鹏打了一个电话，他得知这位多年未见的朋友已经在义乌从事服装生意，3岁的孩子在老家开封上了幼儿园。
3年前，赵东方决定拍摄一部郑州城中村拆迁纪录片的时候，孙坤鹏被选定为故事的主角。他的纪录片里出现了庙李、刘庄、邵庄、高皇寨等村庄，有拥挤脏乱的街道、逼仄的出租房、幽暗的楼道和不时闪灭的顶灯。
城中村改造这16年
城市的发展终将扫除某些原有生态，那些循环播放拆迁政策的宣传车、已经拆除的残墙，早已换了景象，取代它们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
孙坤鹏和他的朋友离开郑州、向房东交还钥匙的时候，可能想不到，这些被拆迁的人的生活也将开始变化，他们将面临财富迅速增加后的迷惘，也将为扑面而来的新生活重新计算和纠结。
郑州市的城中村改造从2003年启动。2010~2015年，郑州市共启动拆迁村庄627个，动迁175.65万人，全域范围内保持着每年拆迁100多个村的进度。
赵东方拍摄纪录片这一年，张家村作为最后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动工拆迁。这意味着，从2016年开始，郑州四环内再无城中村。
城市的扩张还在继续，郑州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GDP和人口总量上创下新纪录。
2019年8月份，郑州公布的最新拆迁地图再次引发一阵骚动。
拆迁来得猝不及防
“请主动自行搬离，以免对您的经营和财产造成损失。在此期间，对于非法生产经营、欺行霸市、危害群众生命财产的商户，我们将依法坚决予以严肃处理或打击。”在赵东方拍摄的《真实记录郑州城中村拆迁》纪录片中，一辆白色宣传车循环播放着拆迁政策，旁边是来往的电动车和匆匆而过的行人。
2015年夏天，郑州老鸦陈。杜文涛高考之后一周才注意到这种宣传车，以及街头巷尾议论拆迁的邻居。这时候，他家已经要搬走了。杜文涛家里的4层楼，每年能带来超过10万元的租金收入。拆迁后，按家庭4人赔付480平方米安置房、80余万元拆迁款。
作为城市流动人口聚集地，和老鸦陈一样，郑州北三环的多个城中村都有不菲的定期租金收入。其中包括“中原小香港”陈寨、刘庄、马李庄等，很多村民的楼房能盖到将近20层，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的务工人员、刚毕业的大学生、做生意的小贩。
老鸦陈本地人口约1.5万，流动人口最多时有逾20万。
杜文涛在这里度过了18岁前的美好时光，他的玩伴主要来自家中的租客。放学回家，五六个玩伴在暮色中疯跑、捉迷藏，路边的小楼成为最理想的藏身处。
父亲喜欢喝酒，经常和租户喝酒聊天。家里做包子、油条等，母亲也会让杜文涛送给租户一点。
这种像暮色一样逐渐远离的记忆，掺杂有最普通的生活细节，比如家里经常去租户的商铺买鸡蛋、猪肉;比如一对经常吵架的小情侣，因为没钱支付房租，在杜文涛家人外出时卷起行李悄悄离开……
“我们是不舍的。”一个夏天的夜晚，杜文涛一家人散步时看到家里被拆除的门窗，生出回家居住的念头。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念头，因为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尽管一切来得猝不及防。
31岁的郑东新区祭城人李华强已经入住回迁房7年，他对老家贾岗村的记忆是田地、鱼塘和两层的自住房。不同于城中村，10多年前拆迁时当地还没有什么高层楼房，村民以种地为主。如今村民都搬进了新小区。“最直观的感受是环境比以前优美了，生活更加便利了。”无论如何，村民们较早地享受了城市化带来的红利。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回迁改变了原有的村庄式的人际生态。原本一家人同住一个院落的相处方式，变成了同一走廊里两代人门对门的“邻居关系”;村子里的堂亲由此前散状分布的鸡犬相闻，转为以楼号、电梯为符号的现代社区形式。
这种改变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搬入回迁房后，李华强和亲戚们离得更近了，也就是从这栋楼到那栋楼的距离，在小区经常见面，也经常走动;也有因此产生矛盾的家庭，兄弟俩分房子闹矛盾，争论父母的房子应该给谁;也有分到房子后沉溺于赌博的，最终沦落到变卖房产。
从房东到“流动人口”
杜文涛搬离老鸦陈时，没有来得及和朋友们一一告别，在江山路上与他打闹的玩伴大都像梦一样跑丢了，唯一能联系上的玩伴现在是他最好的朋友，家里在郑州买了房，就职于一家广告公司。
杜文涛所谓的搬家，是搬到了在自家的耕地边搭建的活动板房里。
尽管每年手握数万元的过渡费，但很多老鸦陈的村民都首先选择搭建临时房屋。杜文涛的家人在板房里住了一年后，租住了社区楼房。
按照目前的施工进度，家里的回迁房2021年前后才能入住。杜文涛已经搬了三次家，现在他们居住的是年租金2.3万元的三室两厅。他的朋友中，有的因为回迁房烂尾等原因，已经在外“漂泊”了10年。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拆迁后，沙门村人陈国庆的收入有所减少。陈国庆家原来有一栋13层高的小楼，对外出租房屋达100多套，每月租金收入约8万元。拆迁后，给他的补偿面积有1200多平方米，除了自住，交房后的对外出租，月收入在3万元左右。
陈国庆也了解到，家中拆迁的年轻人贷款买房、买豪车，但原来的固定房租收入减少后，缺失了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不再敢出去乱吃乱喝。
2008年前后，大量人口流入郑州。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郑州市约有流入人口160万。沙门村这些10多层的出租房大都兴建于此时，而之前村里的房子以两层为主，盖一栋楼需要100多万元，很多人借钱盖房，期望借助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增加收入。“到2016年，一部分人可能连成本都还没收回来，就拆迁了。”
在房产交付之前，政府部门会发放一笔过渡费用，拆迁家庭从此开始了郑州市内的“流动”。今年7月份交付新房的兴隆铺村民中，很多人为尽早结束这种“漂泊”，拿到钥匙后直接搬入毛坯房，同时进行装修作业。
45岁的陈国庆细数了身边家里拆迁的朋友，总结出两种迁徙轨迹。有三分之一的人本身家庭条件不错，盖房子借的100多万元已经还完，拆迁前几年就买了商品房，拆迁后直接搬去居住;另外三分之二拆迁时没有购买商品房，他们认为自己家有这么多房子，没有必要再买房，所以拆迁后只能在外租房住，也就造成了很多人回迁房交房后直接搬入毛坯房。
陈国庆见过很多处于拆迁与回迁过渡期村民的生活状态：
“我家亲戚一年能搬家好几次，比如签租房合同半年，到期后房东要求涨价，亲戚不能接受，就得再次搬家。”
